马踏新程·鸿运满年——田博庵大写意花鸟画作品鉴赏

【艺术简历】

田博庵，字庚石，山东菏泽人，当代大写意花鸟代表性画家。多次参加全国美展，还应邀参加国内外大型专题展览并多次获奖。画作先后被国务院、中央办公厅、怀仁堂、天安门管理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和多家权威艺术机构收藏。数十家专业出版社、报刊杂志和网络、电视等媒体专题、专栏介绍其绘画作品和艺术造诣；出版个人专集十余种。2019年6月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庆祝中马建交45周年、中国传统文化国际行”交流活动；2019年11月上海朵云轩隆重举办《田博庵花鸟画展》。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河南省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嵩山书画院院士。

中原气象，正大新章

——论田博庵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精神与当代格调

在当代大写意花鸟画的谱系中，田博庵先生以其雄浑朴厚、元气淋漓的独特画风，构筑了一个深植于文化沃土、又洋溢着蓬勃生命力的艺术世界。他原名田伯安，1958年7月生于牡丹之乡山东菏泽，早年受教于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与菏泽师专艺术系（现菏泽学院）,接受了系统的艺术启蒙。其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发生于1991年，彼时他作为专业人才，从山东菏泽曹州书画院调任至河南郑州市政协嵩山书画院，成为专职画家。

田博庵先生深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坚信文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在特定地域的自然风物，历史文脉，风土人情与气候物候的长期滋养下，如同生命般“自然生长”出来的。他本人的艺术，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印证。从齐鲁之地到中原腹地的地理变迁，不仅是一次职业的转换，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扎根与风格孕育：在菏泽牡丹的富贵生机与中原嵩岳的雄浑古朴之间，在黄河的奔流与历史的层累之中，他的笔墨悄然发生着化学反应，最终“自然生长”出那“重，拙，大”的鲜明美学面貌——用笔重而透，意趣拙而灵，气象大而正。本文旨在透过其笔墨语言与图式营造，深入探析其艺术中蕴藏的“中原气象”与“正大新章”，阐释其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精神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格调与价值。

一、根基：三重文化沃土的“自然”陶养与笔墨精神的生成

田博庵先生的艺术风格绝非无本之木，其卓然面貌的形成，完全遵循了“文化自然生长”的规律。他的艺术之树，根植于三重深厚而具体的文化土壤，其风格是地理，历史与人文综合作用的自然结果。

首先，是齐鲁文化与菏泽乡土的“原生”滋养。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山东人，儒家文化中“浩然之气”的哲学内核与重礼，厚重的审美观念，如同水土般塑造了他的精神骨骼。菏泽（古曹州）作为著名的“牡丹之乡”，其地域文化中那种饱满、艳丽、毫无保留的生命热情，以及民间艺术中质朴烂漫的天趣，是他艺术基因中最初的生命原浆。这决定了他的艺术底色中，既有对正大堂皇的追求，又流淌着源自土地的、热烈的生命本能。

其次，是中原文化的深厚筑基与美学升华。1991年调入河南，是其艺术风格发生“生态演变”的关键。中原大地所承载的夏商周厚重历史，汉唐雄风，嵩岳的巍峨象征，以及汉三阙石刻所凝固的古拙、雄强、简括之美，为他提供了全新的、更为宏大的“生长环境”。他的笔墨在此发生了顺应性的蜕变：从对物象情致的生动描绘，转向对画面整体气象与精神力量的自觉追求。中原文化的“正”与“大”，作为一种更强大的地心引力，重塑了他的艺术重心。

最后，是黄河文化的磅礴灌注。黄河的意象是流动的、浑然的、力能扛鼎的。这种文化精神如同母亲河的水汽，弥漫并浸润了他的笔墨，使其画面呈现出一种奔涌不息的内在气脉和浑厚华滋的墨象。他的画作常常气贯全局，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却又元气充盈，展现出一种不可阻遏的，自然生长的力量感。

这三重文化在其艺术中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如同不同流域的活水，在艺术家的心田交汇、沉淀、发酵，最终“自然生长”为独特的笔墨性格。“重”,是中原厚土的体量感；“拙”，是民间天真与金石古意的天然契合；“大”，是齐鲁浩然之气与黄河磅礴格局的必然呈现。正是这“自然生长”的逻辑，生成了田博庵独一无二的笔墨精神。

二、笔墨：重、拙、大语言体系的分析与“中原气象”的构建

田博庵先生的“重，拙，大”，不仅是一种美学追求，更是一套成熟而独特的笔墨语言体系，是他构建“中原气象”的具体手段。

1.“重”的力度与厚度。

其用笔，绝非轻描淡写的“写”，而往往是斩钉截铁的“筑”，力透纸背的“刻”。无论是表现牡丹老干的苍劲，还是藤蔓盘绕的坚韧，他善用篆籀笔法，中锋逆行，笔尖、笔腹、笔根并用，辅以顿挫与飞白，使线条充满金石般的质感与抗鼎般的力度。在用墨上，他敢于用焦墨、浓墨、层层积染，墨色沉厚如夜，但又在浓重之中通过水分的微妙控制与笔痕的留白，透出光彩与呼吸，避免了板滞。这种“重”，是力量的重，是情感浓度的重，更是文化积淀的重。

2.“拙”的意趣与智慧。

田博庵的“拙”，是“大巧若拙”的“拙”，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后返璞归真的高级状态。他塑造形象，不拘泥于物理细节的精确，而是抓住物象最本质的神韵与态势，进行大胆的概括，夸张甚至“变形”。他笔下的禽鸟，往往体态憨拙，眼神却炯炯有神，于朴讷中透出生趣；他画的瓜果，形态浑圆饱满，不求玲珑，但求生生之意的充盈。这种“拙趣”,过滤了市井的甜俗与文人的酸腐，透露出一种源自大地，源自本真的天真与智慧，也与汉画像石，民间陶俑中的古拙之美遥相呼应。

3.“大”的气象与格局。

这主要体现在构图与意境上。其构图常饱满充盈，主体形象顶天立地，充满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张力与心理震撼。但他善于在“满”中求“空”，在“实”中造“虚”,通过物象之间的穿插呼应，墨色浓淡的节奏对比，以及关键位置的留白透气，使画面满而不塞，实中有虚，气象开阔。他描绘的不仅是花鸟本身，更是一个充满生机，循环往复的宇宙微观。一丛牡丹，可见春色之浩荡；几株老藤，能感天地之悠长。这种“大”格局，正是“中原气象”的直观体现——一种不局限于一隅，不沉溺于私情，面向广阔天地与悠久历史的宏大叙事。

通过“重，拙，大”笔墨语言的交响，田博庵成功地将个人感受，地域特征，升华为了具有普遍性，象征性的“中原气象”。这种气象，雄强而不粗野，朴厚而不呆板，正大而不空疏，充满了阳刚的、健康的、进取的生命力量。

三、当代格调：在传统根基上开出的“正大新章”

在当代多元甚至纷杂的艺术语境下，田博庵大写意花鸟画的格调显得尤为突出和珍贵。其“当代性”恰恰体现在对“自然生长”这一艺术生成规律的尊重与践行上，从而在传统的根基上，开出了一片“正大新章”。

其一，对艺术本源规律的回归。在观念至上，制作盛行的时风下，田博庵的艺术实践重申了艺术与生活，与土地，与文化的血脉联系。他的“重，拙，大”不是刻意设计的风格标签，而是其生命经验与文化根脉的自然流露。这种创作路径，是对浮躁的、无根的形式游戏的深刻反拨，彰显了一种沉静而自信的文化定力。

其二，“大地伦理”与“家园美学”的构建。他的花鸟画，超越了个人遣兴，构建了一种与广袤大地紧密相连的“家园美学”。他所描绘的，是中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寻常生命。这种艺术，根植于中国最深厚的农耕文明伦理，充满了对脚下土地和其上一切生命的温情与敬意，回应了现代社会对精神原乡的深切渴望。

其三，“自然生长”出的文化自信。田博庵的艺术道路表明，最深沉的创造力与最高的格调，源于对自身文化水土的深度认同与自然吸纳。他的“正大气象”，不是虚张的口号，而是其艺术从丰沃的中华文化土壤中“自然生长”出的必然样貌。这种由内而外，浑然天成的“正大”格调，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提供了一个鲜活、坚实、可感的美学注脚。

田博庵先生的艺术之旅，是一条从文化沃土中“自然生长”出的丰茂之路。他用自己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艺术真理。从齐鲁的儒风厚土，到中原的雄浑历史，再到黄河的磅礴气脉，这些深厚的文化水土，经由其心手长期的涵养与转化，最终“自然生长”为笔下那雄浑正大，生机盎然的“中原气象”。这气象，是汉唐精神的当代回响，是黄河生命的笔墨显形。在传统的根基上，他以一种近乎“道法自然”的方式，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正大新章”。他的成就启示我们：最真挚，最有力的艺术风格，往往不是追逐潮流的产物，而是深深扎根于所属文化的生命体系之中，顺应其内在逻辑，自然而然地生长，绽放的结果。田博庵的艺术，正是这样一棵根深叶茂，气象堂堂的参天大树。